以“官倉老鼠大如斗”著稱的曹鄴，如果生于現代，很可能是個優秀的雜文家。他的詩從民間歌謠吸取營養，美刺比興。此詩從表面看，似是漢樂府《城中謠》（“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仿作，但兩者只有形式的似點。

　　《城中謠》是順向推導，把同類現象從外部加倍放大，產生正比的諷諭效果；《捕漁謠》則為逆向反諷，突出相反事物之間的內在因果關系。《城中謠》批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競尚效仿的奢靡風氣，矛頭向下；《捕漁謠》則鋒芒指向最高統治者“天子”，揭露社會禍亂所由因。《城中謠》富于喜劇色彩；《捕漁謠》則充滿悲劇意味。在封建社會，作為“大中進士，官祠部中，洋州刺史”的曹鄴，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也可說是石破天驚了。

　　《捕漁謠》共三章六句，分述三個并不相關的內容，用兩種方式組合：一是不同內容的排比，拓寬外延；二是同一內容的對比，深化內涵，并集中在一個焦點（主題）曝光。豐茸其辭而凝煉其意，正是民間歌謠的普遍特色。遠者漢桓靈時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近者如民歌：“種田郎，吃米糠；紡織娘，沒衣裳；賣鹽的老婆喝淡湯，編涼席的睡光床。”其語雖淺顯，事雖明了，作者僅僅作客觀敘寫，不加褒貶，而事實提供的強烈對比，卻表達了深刻的思想內容與鮮明的憎愛態度。

　　進一步考察，《捕漁謠》所列舉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寫農桑為立國之本，廢于征戰；人才為興邦之道，囿于偏見；夫婦為人倫之先，亂由上作。天子所好雖不過爾爾，其影響卻至巨至大。誠如司馬遷言：“其稱文小，而所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屈原列傳》）即以馮唐而論，馮唐向以不遇于時作為典故人物流傳，在漢時尚數次有人舉薦，如今竟至于薦引無人，可悲可嘆。曹鄴對晚唐社會的病態癥結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針對的時事性，又有深厚的歷史感。

　　至于題作《捕漁謠》，而詩卻無相關內容，或以為怪異。蓋民歌民謠向有特殊調名，如近世“楊柳青”“馬燈調”“蓮花落”“無錫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寫直接內容，后來漸漸失去聯系。水路山歌，漁夫樵子，“牧笛無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灑脫。文人詞原亦由民間詞發展而來。其詞調最初大抵有來歷，爾后創作漸多，遂與內容分離；猶如時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陳釀作商標，示其古樸醇正而已。順便再說一說章法，前兩章如正形方陣，縱橫悉成對襯；第三章奇數陡起，便覺欹兀，戛然而止，銳其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