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詩序》中有“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數語，鄭箋孔疏曲為之說，遂生出了歧義。詩中的“夫”，即彼，猶言那個人，就是指陳佗，但毛傳卻釋為：“夫，傅相也。”鄭箋則云：“陳佗之師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國人皆知其（按指師傅）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孔疏進一步發揮道：“陳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經過這樣的曲解，這首詩的矛頭所向就從陳佗轉到了他的師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稱陳佗之惡“由其師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稱“故作此詩以刺佗”，明顯地不能自圓其說。鄭箋云：“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孔疏謂：“不義之大，莫大于弒君也。……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免為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弒君言之。”既肯定陳佗為竊國弒君之元兇，罪莫大焉，而又歸咎于師傅之不良，期望陳佗誅退惡師，懸崖勒馬。這種荒謬的倫理邏輯只能暴露出箋疏作者為統治者開脫罪責的意圖，統治者即使有弒逆之行，也要讓別人為之承擔罪責，這或許是溫柔敦厚的詩教使然。胡承珙《毛詩后箋》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則佗已身為大逆，而尚鰓鰓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縱罪魁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

　　在宋代興起的獨立解經的疑古風氣中，有些學者已經認識到傳疏的曲解之處。蘇轍在其《詩集傳》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門》刺焉。夫，指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誰為此乎？”姚際恒稱蘇氏“可謂善說此詩矣”（《詩經通論》），吳闿生《詩意會通》也指出《毛詩序》“無良師傅云者”，“與詩‘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詩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豈有以斥師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說詩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詩為刺陳佗者，如朱熹《詩集傳》即稱：“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讀風偶識》也認為“以《墓門》為刺陳佗則絕不類”，“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既失其傳，而序遂強以佗當之耳”。

　　作為一首政治諷刺詩，此詩僅兩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齊言的詩句斬截頓挫，傳達出指斥告戒的口吻。兩章的開頭以動植物起興，其象征意義耐人尋味，表現出詩人對惡勢力的鄙夷、痛斥，但國家依然壞人當道，多行不義，故每章的四、五兩句以“頂針”手法將詩意推進一層，轉為感嘆，憂國之意可感。此詩可謂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