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庭筠的七律《過陳琳墓》，是寄慨遙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這首《蔡中郎墳》則不大為人注意。其實，這兩首詩雖然內容相近，藝術上卻各有千秋，不妨參讀并賞。

　　蔡中郎，即東漢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將，死后葬在毗陵尚宜鄉互村（毗陵即今常州）。這首詩就是寫詩人過蔡中郎墳時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寫蔡中郎墳。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漢獻帝初平三年），到溫庭筠寫這首詩時，已歷六七百年。歷史的風雨，人世的變遷，使這座埋葬著一代名士的古墳已經荒涼殘破不堪，只有那星星點點不知名的野花點綴在它的周圍。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顯示出逢春而發的野花開得熱鬧繁盛，一片生機。由于這野花的襯托，更顯出古墳的零落荒涼。這里隱隱透出一種今昔滄桑的感慨；這種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愛才非昔日”的一條引線。

　　第二句暗含著一則故實。殷蕓《小說》記載：張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親剛好懷孕。張、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們都說蔡邕是張衡的后身。這原是人們對先后輝映的才人文士傳統繼承關系的一種迷信傳說。詩人卻巧妙地利用這個傳說進行推想：既然張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會有后身了。這里用“聞說”這種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傳聞推測。如果單純詠古，這一句似乎應當寫成“聞說中郎是后身”或者“聞說張衡有后身”。而詩中這樣寫，既緊扣題內“墳”字，又巧妙地將詩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詩中，這一句是前后承接過渡的樞紐，詩人寫來毫不著力，可見其藝術功力。

　　這兩句緊承“中郎有后身”抒發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當東漢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時代，曾因上書議論朝政闕失，遭到誣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視，亡命江湖；董卓專權，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誅后，蔡邕也瘐死獄中。一生遭遇，其實還是相當悲慘的。但他畢竟還參與過校寫熹平石經這樣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為官，也還是因為欣賞他的文才。而作者當時的文士，則連蔡邕當年那樣的際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戶牖，與時俱沒。因此詩人十分感慨；對不愛惜人才的當局者來說，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盡心力寫作，也沒有人來欣賞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拋擲自己的才力。

　　這兩句好像寫得直率而刻露，但這并不妨礙它內涵的豐富與深刻。這是一種由高度的概括、尖銳的揭發和絕望的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藝術境界。熟悉蔡邕所處的時代和他的具體遭遇的人，都不難體味出“今日愛才非昔日”這句詩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連蔡邕的時代都算愛才，那么“今日”之糟踐人才便不問可知了。正因為這樣，末句不是單純慨嘆地說“枉拋心力作詞人”，而是充滿憤激地說“莫拋心力作詞人”。詩中講到“中郎有后身”，看來詩人是隱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說。這樣，末句的含意就顯得很活泛，既可理解為告誡自己，也可理解為泛指所有懷才不遇的士人，內涵既廣，藝術上亦復耐人尋味。這兩句詩是對那個糟踐人才的時代所作的概括，也是當時廣大文士憤激不平心聲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