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大雅·抑》有“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報李”便成了，成語，比喻相互贈答，禮尚往來。比較起來，《衛風·木瓜》這一篇雖然也有從“投之以木瓜（桃、李），報之以瓊琚（瑤、玖）”生發出的成語“投木報瓊”（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詩話》就有“投木報瓊，義將安在”的記載），但“投木報瓊”的使用頻率卻根本沒法與“投桃報李”相提并論。可是論傳誦程度還是《木瓜》更高，它是現今傳誦最廣的《詩經》名篇之一。

　　對于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語句并不復雜的先秦古詩，古往今來解析其主旨的說法居然也有七種之多（據張樹波《國風集說》統計）。按，成于漢代的《毛詩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物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這一說法在宋代有嚴粲（《詩緝》）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詩古微》）等人支持。與毛說大致同時的三家詩，據陳喬樅《魯詩遺說考》考證，魯詩“以此篇為臣下思報禮而作”，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意見與之相同。從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贈答說”開始流行，《詩集傳》云：“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這體現了宋代《詩》學廢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這一說法受到清代《詩》學獨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際恒的批駁，《詩經通論》云：“以（之）為朋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現代學者一般從朱熹之說，而且更明確指出此詩是愛情詩。因此詩主旨說法多不同，而“木瓜”作為文學意象也就被賦予了多種不同的象征意義。其中“臣子思報忠于君主”“愛人定情堅于金玉”“友人饋贈禮輕情重”三種意象逐漸成為“木瓜”意象的主流內涵。

　　《木瓜》一詩，從章句結構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沒有《詩經》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這不是沒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變成“投我木瓜（桃，李），報以瓊琚（瑤、玖）；匪以為報，永以為好”，一樣可以），而是作者有意無意地用這種句式造成一種跌宕有致的韻味，在歌唱時易于取得聲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語句具有極高的重疊復沓程度。不要說每章的后兩句一模一樣，就是前兩句也僅一字之差，并且“瓊琚”“瓊瑤”“瓊玖”語雖略異義實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考證也是同一屬的植物．其間的差異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間的差異那樣并不大。這樣，三章基本重復，而如此高的重復程度在整部《詩經》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來就像唐代據王維詩譜寫的《陽關三疊》樂歌似的，——自然這是《詩經》的音樂與文學雙重性決定的。

　　“你贈給我果子，我回贈你美玉”，與“投桃報李”不同，回報的東西價值要比受贈的東西大得多，這體現了一種人類的高尚情感（包括愛情，也包括友情）。這種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贈的東西及其價值的高低在此實際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義，表現的是對他人對自己的情意的珍視，所以說“匪報也”。“投我以木瓜（桃、李），報之以瓊琚（瑤、玖）”，其深層語義當是：雖汝投我之物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實貴逾瓊琚（瑤、玖）；我以瓊琚（瑤、玖）相報，亦難盡我心中對汝之感激。清牛運震《詩志》評此數語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卻以木瓜為言，是降一格襯托法；瓊瑤足以報矣，卻說匪報，是進一層翻剝法。”他的話并非沒有道理，但將木瓜、瓊瑤之類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實，其他解此詩者似也有此病。實際上，作者胸襟之高朗開闊，已無衡量厚薄輕重之心橫亙其間，他想要表達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從這一點上說，后來漢代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盡管說的是“投金報玉”。其意義實也與“投木報瓊”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