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在他的《題烏江亭》中寫到：“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意思是批評項羽胸襟不夠寬廣，如果項羽能夠再回江東重整旗鼓的話，說不定還可以卷土重來。而王安石則根據自己的理解，認為項羽的失敗已成定局，即便是江東子弟還在，項羽也不可能再帶領江東子弟卷土重來，以為他們不一定再肯為戰爭賣命了。

　　詩歌開篇就以史實扣題，針對項羽的失敗直接指出“勢難回”。楚霸王的轉折點在“鴻門宴”，沒能殺成劉邦，到“垓下之圍”時已經面臨著眾叛親離的境地。而細數項羽失敗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自身的剛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壯士哀”就隱含著這樣的信息，那時的項羽已經失去人心，天時、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項羽已經失去，要挽回大業是十分艱難，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王安石在三、四兩句中進一步闡釋“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他以辛辣的口吻明確地表示，即使項羽真的重返江東，江東子弟是不會替他賣力的。杜、王的觀點不同是因為他們的出發點和立場不同。杜牧著眼于宣揚不怕失敗的精神，是借題發揮，是詩人詠史；王安石則審時度勢，指出項羽敗局已定，勢難挽回，反駁了杜牧的論點，是政治家的詠史。詩中最后的反問道出了歷史的殘酷與人心向背的變幻莫測，也體現出王安石獨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說杜牧是為項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則是為歷史本身翻案，人與歷史的關系本來就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首詩中，作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將變法中的革新精神帶到詠史詩的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對前人提出質疑，這也是一種創新。這種史論史評是王安石完成詠史詩從敘事體向抒情體，最終走向議論體的轉變，對當時的詩文革新運動起了推動作用。王安石則屬意史論史評，延伸了詠史詩的內容深度，有著獨到的政治見解。

　　王安石的詩，十分辛辣冷峻，但卻抓住了人心向背是勝敗的關鍵這個根本，可以說是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