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讓在春秋末年曾做過晉貴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趙、魏、韓三家貴族合謀滅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換姓，潛入趙襄子宮中企圖行刺，未遂而被捕獲。釋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辦法改變了容貌和聲音，再一次行刺，結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趙襄子將衣服脫給他，他朝著衣服“三躍而擊之”，然后伏劍自殺。

　　歷來人們都稱贊豫讓是忠義之士。文章作者認為豫讓的行為是不值得稱道的。真正的忠義應該表現在誘導君主“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時以死進諫，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顯然比豫讓的行為高明得多，但立論的目的無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對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評，也是由此而來。

　　戰國時的豫讓因為舍身為主報仇而被視為忠義之士，歷來為人所頌揚。作者做翻案文章，認為身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讓，應該盡到自己勸諫的職責，幫助智伯弭禍于未然。而充當刺客，在智伯因禍亡身后去為他報仇，并不值得稱道，即所謂的小忠小義。

　　史論是比較難寫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評論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頗。本文確實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讓之死，曾被史書渲染為壯舉，“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稱贊他為“名垂后世”的義士。然而方孝孺卻一反舊說，認為他“何足道哉”，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腳。全文的論證中心在于對知己的家主應該采取“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積極的態度，而不應“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釣名沽譽，眩世駭俗”。我們認為，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從智伯的失敗來看，可以說智伯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審時度勢，而只知一意孤行，終于導致敗亡，可稱咎由自取。豫讓在關鍵時刻既不能對他進行開導，而在智伯死后又輕率地以身相殉，實屬不夠明智之舉。作者在這里只是就豫讓之死這一歷史事件進行評說，而不是全盤否定這個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讓和那些厚顏無恥之徒進行了比較，說明他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樣就使得作者的持論公允、客觀了。

　　本文在結構上采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開頭先泛論“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讓。第二段中把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點，他不但論證了豫讓之死為不足取，而又為其設計了一整套的對智伯進行規勸的方案，可稱周到之至。結尾時又做了一點補充，這就使得全文渾然一體，令人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