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初唐乃至開元盛世，邊界上各少數民族對中原的侵犯其實始終未斷，所以朝廷必須屢派軍隊前往御敵。而軍隊里除了帶兵打仗的武官，也還需要一批文官隨軍掌管文牘事務，這樣一來，大批的文人就有了去邊塞參戰的機會，“邊塞詩”的發達也就由此而生。用後來杜牧的詩說，“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可見以“涼州詞”這種新樂府體裁所寫下的詩篇，不止於王翰，諸如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岑參等人的許多“涼州詞”，也都為初唐詩壇帶來了無比振奮的新氣象。

　　王翰是以駕部員外郎的身份前往西北前線的，“駕部”是專門負責往前線輸送馬匹與糧草等軍需物資。員外郎是個副職，基本也由文職人員擔任，所以不忙不閑的，也還有時間作詩。王翰的這一首，顯然是站在某位即將奔赴戰場的將軍角度上寫就的----那將軍在行轅里正痛飲著甜美的葡萄酒，而此刻，探子忽然來報說敵軍到了。他來不及將剩下的酒喝完，催他披掛上陣的琵琶聲便也奏響。他放下酒杯，跨上戰馬，這會兒似乎又感到酒勁兒有點上來了，搖搖晃晃的。不過，臨行前他還是對身邊的僚屬們開了句玩笑說：沒準兒我是醉倒在沙場上的，而不是被敵人打死的，即使如此你們也不能笑話我，因為自古到今，本來在那戰場上就沒幾個人能回來。是啊，這的確是個幽默的筆法，清人施補華評這結尾兩句說：“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

　　王翰的詩，傳下來只有十四首零兩句半，收在《全唐詩》里，外加《全唐文》收他一篇文章，也就這么多。新舊兩唐書里說他有文集十卷傳世，可宋以後就沒人看見了。傅璇琮先生曾寫過一篇《王翰考》，考了半天，結論是“但據現在所能掌握的材料，還無法考知其確切的生卒年”，又說了點別的，就過去了。唐代詩人有一大批，我們都不知道生卒年，新舊兩唐書只每個人的傳記，并不寫生卒年，尤其是生年。《唐才子傳》就更別提了，這方面不僅很少寫，即使有寫的，許多也都錯誤百出，辛文房畢竟是元朝人，也難為他了。

　　了解王翰，只能是他的中段。史載，他是山西太原人，少年時就有放蕩不羈的習性。考取進士大概是在公元710年。當時并州（今太原）有位長史叫張嘉貞很欣賞他的才氣，總是對他“禮接甚厚”，他也就時常不好意思，為這位張大人寫了不少樂府詞曲，還請他吃飯喝酒，親自在酒席上又唱又跳，那目的其實也有兩個，一是表達謝忱之意，二是顯示自己的才華。這一招，果然很靈，連當時到并州來接替張嘉貞任長史的張說，也領略了王翰的這套活兒，且也對王翰推崇備至。沒兩年，張說升任三品的兵部尚書，也沒忘了提拔王翰，做了個九品秘書正字的小官。不久又找了個機會，一下子把他提為七品的通事舍人。三年後再升為五品的駕部員外郎。

　　那時，張說權貴朝野，又統管集賢院，重視“詞學之士”，所以身邊經常聚集著諸如張九齡、李邕、許景先、韋述、袁暉、趙冬曦等人，王翰自然也在其中。他們這些人，在當時其實是個緊密的文人兼官僚小團體，還曾經給文壇排了個座次，選了百余人，分成九等，然後將名單以大字報的形式寫出來張榜公布，來看的人數以萬計。看罷你猜如何，結果是眾人“莫不切齒”。為何呢？因為不公平，像張說、李邕、王翰等人，均排在一等里面，而許多被公認為才華出眾且知名度很高的人皆被排斥在名單之外。可見，這件事干的很有些遭恨了。據說那時王翰很有錢，家里養了好幾匹名馬，還有十來個歌妓，整天喝大酒賭大錢，自命王侯，狂妄一時。

　　不過，既然王翰是因張說的提拔而升的官，那他的倒霉被貶，也就跟著張說接二連三地被貶而貶了。張說被罷了丞相後，王翰同時也被貶為六品的汝州長史，被支到河南。沒多久看看貶的還不夠，就再貶成從六品的仙州別駕。王翰到任後，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邀五邀六地聚一幫文人墨客，又打獵又唱堂會的，好不開心。知名的文士祖詠、杜華等人也都是他的座上客。那杜華的老娘崔氏特別羨慕又有錢又有才的王翰，常對兒子說，“我聽過古代有個孟母三遷的故事，如今我看咱們還是搬家去和王翰做鄰居吧，你只要能和王翰在一起，我心里就踏實了。”聽聽，這都是怎么了，跟誰做鄰居不好，偏選王翰。這樣一來，別人可就有反映了，意見反映到朝廷，結果再貶王翰為道州司馬，一下子把他從河南支到了湖南。此后，王翰是死是活，就沒有音信了。

　　根據兩唐書本傳，王翰少年時豪健恃才，性格豪放，倜儻不羈，登進士第后，仍然每日以飲酒為事。其登第的時間，《唐才子傳》云為景云元年（ 710年），徐松《登科記考》云為景云二年。徐松所考，不為無理，今人傅璇琮先生《唐代詩人叢考·王翰考》以之為景云元年登第。

　　《舊唐書》本傳中記載說：王翰登第后，“并州長史張惠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詞以敘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并州，禮翰益至。”張嘉貞任并州長史，在開元四年（ 716年）至開元八年（ 720年），這段時間，王翰未擔任官職，居住本鄉太原，受到張嘉貞的禮遇。張嘉貞入朝后，張說為并州長史。張說開元八、九年為并州長史時，王翰曾舉直言極諫、超拔群類等制科，又一度調為昌樂縣尉。

　　開元九年（ 721年）張說入朝為相，在張說薦引下，王翰即于本年或次年上半年入朝任秘書正字之職，又擢駕部員外郎。　張說當時不但在政治上居宰相之位，而且是一個有成就的詩人，在文壇上儼然是一宗主，尤重詞學之士。由于他的汲引，一批文人學士如張九齡、賀知章等常游其門，王翰也在其中，因此得與張九齡等名詩人交往。

　　王翰家資富饒，性格豪放不羈，以至后來還是“櫪多名馬，家有妓樂”，“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因此張說罷相后，王翰便出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雖已遭逢如此，但他到仙州后，還是“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于是，又被貶為道州司馬，未至道州而卒于途中。卒年，據今人傅璇琮所考，約在開元中。

　　王翰仕途不得意，吃虧在他的豪放不羈的性格。而他的這種性格，卻有助于成為一個名詩人。他的詩，感情奔放，詞華流麗，為人所愛。《涼州詞》為歷代傳誦之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當時著名學者徐堅與張說品論文壇人物，問張說今之后進，文詞孰賢，張說有“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等語，知其文亦為時人所重。杜華亦為當時學士，其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足矣！”于此可見王翰當時才名。

　　令人惋惜的是，王翰這樣一個有才氣的詩人，其集不傳。據《舊唐書》本傳和《新唐書·藝文志》載，王翰有文集十卷，宋代已不傳，晁公武、陳振孫二家都未著錄。令其詩載于《全唐詩》者，只有14首。

　　王翰的涼州詞與王之渙的涼州詞同負盛名，作品于曠達、豪縱、諧謔的背后，流露了士兵們的一種厭戰情緒。

　　王翰，出自富貴之家，豪放不羈，能寫歌詞，自歌自舞。其歌行風華流麗。唐人七言斷句，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為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葡萄美酒”為壓卷。王漁洋謂：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秦時明月”、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無出此四章之右者矣。

　　據張說講，王翰筆頭子很快，很能寫。有一個叫徐堅的人曾問過張說當代文士誰寫的好，張說回答道，“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這番議論該是在說王翰的文章，而不是詩。可惜他留下來的文章太少，我們也就無法判斷張說的評價是否公允了。

　　從王翰留下的十四首詩上看，他寫七言要比五言好。他有一首題為《飲馬長城窟行》的歌行體，也真的看出了駕馭語言的才氣和看問題的獨特角度，其中如“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如此看來，他對秦始皇累死萬民而修長城怨氣不小，甚至還指責說筑長城就是在“筑怨”，而秦始皇的弱智也在於此。

　　他還寫過一首《飛燕篇》和一首《古蛾眉怨》，恐是在遭貶以後所作，因為內容涉及到諷刺宮中奢侈生活及哀嘆宮女命運不幸，估計也是想泄泄私憤。好在他也有鼓勵宮女的話，雖算不上有多積極，但也比較適合於他自己----“人生百年夜將半/對酒長歌莫長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