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誨人

　　林則徐有一女，才貌雙全，嫁給了當時頗有才氣的沈葆楨。沈葆楨年輕氣盛，到處夸口，目空一切。林則徐聽到別人的議論，就想找個機會和沈葆楨談談。

　　有一次，沈葆楨月夜飲酒，詩興來了，就寫了兩句詠月的詩：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彎彎的一鉤殘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銀盤一樣的滿月呢？沈葆楨讓林則徐看詩。林則徐看后，思考片刻，拿過筆隨手把“何必”的“必”字改為“況”字，使詩句成了：一鉤已足明天下，何況清輝滿十分。沈葆楨看后，十分羞愧，因為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卻大相徑庭，由自滿的口吻變成了壯志凌云的生動寫照。從此以后，沈葆楨變得謙虛好學了。這個典故其實是林則徐教導沈葆楨如何對待明清兩朝的態度。

　　上奏籌餉

　　光緒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收復伊犁的過程中，碰到了一個大麻煩：沒錢發軍餉買軍糧。因為在西陲邊界作戰，只好就近向俄國購買糧食，然而，俄商要現錢才肯供糧。左宗棠想到向外國銀行募借軍餉1000萬兩白銀。他找沈葆楨商量這個方案是否可行。沈葆楨不贊成他向外國銀行借錢，并且還不顧老左的情面向皇帝上了道奏折。

　　奏折大概意思是：“開礦、造路、挖河，以輕利搏重利，故英美等國，有國債而不失為富貴”，這是投資贏利性的借債；如是國家用度不足向外國借債，以后每年的國庫收入全花在了支付債務利息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則，向本國商人借債，是“國雖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而借外債，所支付的利息是“一去不返”的。

　　他筆鋒一轉，他提出了解決西征大軍糧餉的三條建議：一是建議左宗棠在關外“堅壁清野，開水利，廣屯田，考畜牧”；二是請求朝廷從皇家內庫里撥些銀子出來周濟西征軍餉；三是請朝廷下令各地支持西征，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將有著之款，移稍緩者于最急之區”。

　　這道奏折分明是逼皇室出錢做軍餉，引得朝臣一片議論。幸而得到了相當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朝廷為了收復關外，也就咬咬牙關，“于部庫撥借四成洋稅200萬”，再令各省從額定解往西征軍的協餉中提前撥解300萬。另外，向外國洋行“準借500萬”。少借外債500萬兩白銀，也就節約利息300萬兩白銀。有了充足的軍餉，左宗棠也順利地完成了捍衛邊疆平定西北的歷史使命。?

　　身份復雜

　　沈葆楨的身份可以用三個兼任概括：林則徐的外甥，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兼管臺灣。正是這三個身份，造就了沈葆楨的不凡人生。

　　作為林則徐的外甥，沈葆楨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淵源，也導致了沈葆楨從小就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楨的母親林蕙芳是林則徐的六妹，沈林兩家的關系由此交織開來。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宮巷，林則徐母親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則徐家先是在左司營，后遷居文藻山，離三坊七巷都不遠，彼此其實算是鄰居，可謂遠親不如近鄰，走訪起來相當方便。

　　沈葆楨長相一般，個子偏矮，而且小時候還非常多病，“屢瀕于危”。而林則徐能夠將小女林普晴嫁給他，應該是早就看好沈葆楨的前程的。

　　沈葆楨11歲那年，父親沈廷楓好不容易中了舉人，緊接著赴京應禮部試時，曾把沈葆楨帶上， 不是帶到京城，而是帶到南京，此時林則徐正在那里擔任江寧布政使。沈廷楓把兒子留在南京，然后獨自北上應試， 未中，返家時又拐到林則徐那里將沈葆楨帶回。就是這段時間，林則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楨， 第二年即定下了親上加親的娃娃親。

　　沈葆楨多才好學，室名“夜識齋” ，尤工于書法，筆意蒼勁， 法度謹嚴，間作山水。其詩詞也經常得林則徐指點。最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楨書詠月詩一首， 請林公過目，其中兩句曰“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 頗顯自傲。林則徐看后改成“一鉤已足明天下， 何況清輝滿十分”。林公的謙虛進取之心躍然紙上， 令沈葆楨佩服不已。

　　沈葆楨與妻感情甚篤，從其貧窮之時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兩口曾相伴赴京趕考。后來，沈葆楨中進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還是過著貧窮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時的沈葆楨， 身無分文，向人“ 挪川費百金”，是借的盤纏。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進三間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紋十一兩五錢”， 他為此發出了“屋價之貴， 可謂極矣”的感嘆！ 但接著他又借200 兩銀子寄給妻子。在房價飛漲上天的今日，時人對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楨安頓就緒， 書寫長信一封，其后附長詩一首， 表達對愛情的忠貞。詩中寫道：“忽聞犬吠便心驚， 望眼如穿萬里程。一穗殘燈人不寐，夜深獨自聽車聲。生生世世許同心， 一刻體諒十萬金。身似鴛鴦分不得，寒宵況是病中荼。……別來新夢太分明， 說與君知君莫驚。君處春來又春去，人間天上幾書生。”

　　對愛情忠貞不二的沈葆楨，以事業的拼搏，回報生活。此后， 沈葆楨因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屢獲軍功，而被曾國藩推薦， 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擢升江西巡撫，操辦軍務。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 清廷賞授沈葆楨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和頭品頂戴。經左宗棠推薦，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楨任船政大臣，光緒元年（1875年）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達到事業的頂峰。

　　南昌教案

　　沈葆楨在江西任內，曾經處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1年末，法國拉撒路會的羅安當被指派為江西主教，根據不平等條約，他準備收回在南昌曾經被沒收的天主教的財產。同時，他還想擴大教堂的規模，并興建一所育嬰堂。當他的中國助手方安之到南昌、買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為育嬰堂的時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紳們就一哄而上，發布了當時廣為流傳的《撲滅異端邪教公啟》。稱：“乃有奸民羅安當、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婦女，錮蔽兒童。”號召人民：“ 鋤頭扁擔，盡作利兵； 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對于中國教徒，一經發現，號召“不必稟官，公開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此次教案， 規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數千參加科舉的學生，發誓要捍衛中國傳統儒家道統。

　　急于尋求法國支持助剿太平天國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楨處理此事。沈葆楨說“當時不暇致詳”，而今“誘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計推求，仍無端緒”，表示無法處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總理衙門經過和法國的談判，決定派人護送羅安當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楨親自接見羅，并給法國人賠償7萬兩。羅安當還沒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眾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羅安當返回九江談判。經過協商，羅安當放棄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嬰堂，并且把賠償從7萬兩減至1.7萬兩。

　　沈葆楨在日后說：“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可見其支持反對傳教之理由是為了中國道統的完整。他還以堅強的口吻表達了決心：“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自此后，中國的教案不斷發生，終于發展成為19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

　　早年生活

　　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時遷居到浙江，雍正年間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繼續南遷至福建侯官。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沈葆楨出生于貧苦的讀書人家庭，父親沈廷楓以教書為業，亦是貧苦的私塾先生。靠每個月微薄的收入養家糊口。母親林惠芳嫻熟勤快，不但終日替別人做女紅補貼家用，而且還負責了沈葆楨童年時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獨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點，然后再教習《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讀本，教授的過程并非按書誦讀而是常常講解原因。

　　沈葆楨是舅舅林則徐閣樓上書房的常客，在這里，他覽閱了許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與舅舅的交談中也開始對“洋務”二字產生了最處的了解。他也經常把自己從書中得到的想法告訴舅舅，在一次談話中，他表達了對興辦洋務的看法。

　　考取功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16歲的沈葆楨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楨和老師林昌彝同榜考中舉人，這年沈葆楨剛好20歲。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擔任兩廣總督的舅舅林則徐被朝廷革職查辦。這年在雙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楨和小他一歲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則徐的次女，十歲時和沈葆楨訂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葆楨赴京趕考，落第。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葆楨與父親沈廷楓一同上京赴秋闈，父子二人都沒能考中，父親發誓永不再考科舉，回鄉繼續教書。沈葆楨年富力強，決心背水一戰，再苦讀三年，再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楨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升監察御史。

　　咸豐四年（1854年），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一年后調貴州道監察御史。咸豐五年（1855年），沈葆楨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揚名官場

　　咸豐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楨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楨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親戚過多為由推辭而改任地處偏遠的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這時侯，太平軍已兩次攻打江西，占領了八府50多縣，朝廷只剩南昌、饒州、廣信、贛州、南安五郡，整個江西的局勢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軍將領楊輔清率萬余人向清軍發起了進攻，連克瀘溪、貴溪、弋陽，進逼廣信城。當時，沈葆楨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倫外出征辦軍糧、軍餉。廣信城里的400守軍，聞弋陽失守，紛紛遁逃。城里只剩下知縣、參將、千總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們組織百姓緊逼城門，誓死堅守。在危急關頭，林普晴顯示了將門名臣之女的風范和氣節，一邊鼓舞百姓，一邊派人向林則徐以前的部下，駐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饒廷選求援。第二天沈葆楨趕回了廣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饒廷選商議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打退了楊輔清的進攻。經此一役，沈葆楨揚名官場。

　　咸豐七年（1857年），升任江西廣饒九南道，三月，石達開攻打廣信，沈葆楨、饒廷選率守軍頑強抵抗，激戰數日，石達開敗走浙江。咸豐九年（1859年），沈葆楨以父母多病，請求離職回家探望。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家了，家鄉的日子帶給他的不僅是快樂和回憶，更是難得的清閑和松弛。 咸豐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贛南道道臺，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辭。于是被留在原籍辦團練，曾國藩很是賞識。咸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請他赴安慶大營，委以重用。不久，推薦他出任江西巡撫，倚用湘軍將領王德標、席寶田等鎮壓太平軍，

　　同治三年（1864年），捕殺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洪仁玕等。同治四年（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楨離官回鄉丁憂。

　　為政東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行轅設在福州。八月，朝廷批準了左宗棠關于設輪船制造局的奏折，決定在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設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陜西回民起義，調任陜甘總督，行前力薦丁憂在家的江西巡撫沈葆楨接手船政，并親自到宮巷請沈葆楨出山。然而，左宗棠兩次探望沈葆楨時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諉了。?

　　同治六年（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辦福州船政局。當時，正是舉辦洋務運動時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馬尾創辦造船廠，尚未來得及開工，就被調往陜甘任陜甘總督。臨行前左宗棠上疏說：非沈葆楨不能任其職。所以沈葆楨一上任即建船塢及機器廠，并附設藝童學堂。造成船艦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又創辦藝圃，學制5年，培養監工人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臺灣，被高山族人民誤殺為借口，發動侵臺戰爭。清廷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臺辦理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籌劃海防事宜，辦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楨開始了他在臺灣的近代化倡導之路。

　　抵御外侮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紛紛從四面八方向中國邊疆侵逼，造成中國邊疆的普遍危機。尤其對于臺灣，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臺澎地區和東南沿海的嚴重危機，成為當時邊疆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為兇狠。經過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表現出對外關系上的極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鄰近的中國，對臺灣懷有覬覦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貢船兩艘遇風漂至臺灣，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兩社居民殺害，另12人逃脫得救，被中國政府由福州轉送回國。那時日本政府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國內矛盾和由“征韓論”所引起的政治危機，正在醞釀對外發動戰爭，決計抓住這一事件作為出兵的借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設立侵臺機構―臺灣都督府，并組成征臺軍。五月十日，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3600多人在臺灣瑯嶠登陸，其攻擊目標主要是牡丹、高士佛兩社。十八日，日軍開始與當地居民交鋒，二十二日攻占石門，牡丹社酋長阿祿父子等陣亡。六月初，日軍1300余人分三路進攻并占領牡丹社，十三日進占龜仔角社。七月中，日軍已完成對各社的征討、誘降，并以龜山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醫院、營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處番社分發日本國旗，準備久踞。

　　清政府起初對日本的一系列侵臺活動毫無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過英使威妥瑪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照會日方詰責，并于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領輪船兵弁馳往臺灣，并授予他處理日本侵臺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

　　六月中，沈葆楨到臺后，一面向日本軍事當局交涉撤軍，一面積極著手布置全島防務。他在府城與澎湖增建炮臺，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廈門間裝置海底電線；增調淮軍精銳武毅銘字軍13營6500人入臺，部置于鳳山；陸上防務北路由臺灣鎮總兵負責，南路由臺灣兵備道負責，海上防務，以揚武、飛云、安瀾、清遠、鎮威、伏波六艦常駐澎湖，福星一號駐臺北，萬年一號駐廈門，濟安一號駐福州；同時大力開通部落地區的道路，并派員招撫各處“番社”。清政府也相繼運來洋炮20尊，洋火藥4萬磅，火藥3萬磅，士氣民心為之大振。這些措施漸次推展開來，形成相當的聲勢，使日軍不能不有所顧忌。

　　這時候，臺南南部惡性瘧疾流行，侵臺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數十名，士氣極其低落。在進退維谷、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日本不得不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日方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顧問李仙得于是年九月到達北京，在前后七次談判中，日方仍堅執日本進兵的是“無主野蠻”之地，對此清政府予以嚴厲駁斥。大久保利通認識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堅持的“番地屬中國版圖”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決日本侵臺問題。當時清政府的內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難，于是在英、美、法三國出面調停下，清政府決計讓步，同治十三年（1871年）十月三十日簽訂了《中日臺灣事件專約》（《北京專約》）三條，除以“撫恤”及付給修道建屋費用為名償銀50萬兩外，約中有“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之語，日本出兵乃為“保民義舉”，實際上等于承認琉球為日本的屬國。日軍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臺灣。

　　日本入侵臺灣是對中國在臺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挑戰，對中國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邊疆危機。清政府認識到自己的海防空虛，必須急起補救。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發布上諭，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從此走上軌道。

　　促使清政府檢討其治臺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認識到危險主要來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內部。過去清政府認為，“臺灣之患率由內生，鮮由外至”。外國的侵略，使官員們開始重視臺灣，把它稱為“七省門戶”、“南北洋關鍵”、“中國第一門戶”。沈葆楨、丁日昌一再奏請對日本侵臺應加嚴密設防，總理衙門也指出“經營臺灣實關系海防大局”，這是對臺灣地位的一種新認識。在這方面感受最深、變革最力的是沈葆楨。沈葆楨守住臺灣后，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實施了開禁、開府、開路、開礦四大措施。

　　晚年逝世

　　光緒元年（1875年），沈葆楨撤軍內渡，同年奉旨進京，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辦南洋海防，擴充南洋水師，并參與經營輪船招商局，派船政學堂學生赴英法留學。

　　光緒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在江寧任上，享年60歲。派遣優秀學員出國留學是他晚年對近代中國的又一重大貢獻。這些出國深造的人員不乏嚴復、詹天佑之輩，他們后來成了近代中國各個領域的專家，對推動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