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篇自序不長，卻掩蓋不住他胸中的孤憤和企盼：“我們這一代，‘救國’、‘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

2.小說“典盡世態,筆參造化”,但迫于當時的社會現實,作者最終只能將“孤憤難平,托之于夢”,可與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相媲美,歷史文化價值十分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