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首詩，都是寫秦嘉奉役離鄉，想與妻子留別，但妻子因病不能回來相見。本來，奉役遠別，已是令人感傷之事，又不能與愛妻留別，那更是悲上生悲，因此作詩三首以表達對妻子的依依惜別，苦苦思念之情。

　　第一首詩歌以議論開頭，首先大發對人生的感慨：“人生譬朝露……歡會常苦晚。”詩本應該靠形象思維，此四句卻為邏輯思維，這樣寫一般是容易破壞詩情的，然而這里不僅沒有，反而增強了此詩的藝術效果。究其原因，是議論中帶著強烈的情感，字字浸血，深切感人，情感的氛圍被這四句話造得濃濃的，呈現出直抒胸懷式的議論。而且四句話從大的范圍高度概括了人生的短暫和艱辛，使全詩提到一個重要高度來認識詩人和妻子的不能面別之事，給全詩造成一種高格境界。詩歌由虛到實，由議論到敘事，緊接著就將自己未能和妻子面別的前后經過敘寫出來。自己要“奉時役”，要和自己的妻子相距一天天遙遠，遣車想讓妻子回來面別，誰知妻子竟不能回來，看到妻子捎來的信，心情凄愴，“臨食不能飯”，癡坐空室，長夜不眠。這段敘述不事假借，不用比興，只是敷陳其事，但由于敘事中處處含情，字字有情韻，情深意濃。另外由于在敘事時能選取有特征的事物，如寫車子的“空往復空還”，看信時的“情凄愴”，臨食時的“不能飯”，空房中無人“勸勉”，直至心懷，潸然淚下，不抒情而情自溢于言外。

　　第二首起筆突兀，以向皇靈發問，一下子將情感推向高峰。人在悲傷的時候，常常要埋怨蒼天和神靈。屈原放逐，作《天問》篇，一口氣向蒼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為什么。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也呼喊“天不仁兮降離亂，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秦嘉在這首詩中開頭就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他認為既然“皇靈無私親，為善荷天祿”，那為什么“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為什么“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作者忿忿不平的心情一下子達到高峰，給全詩定下情感的基調。下面稍作收煞，用和緩的語氣，如泣如訴，表達離別之情。或通過比喻：表示這一去不管道路遠近，中間都有種種阻攔，使他和妻子難得相見。或寓情于景：感覺到當時高山像起了愁云一樣，連深谷中也像發起一陣悲風，以此造成凄清的氣氛。或寓情于物，說好馬也不聽使喚了，車在途中不肯前進。種種主觀感受，使周圍的一切都染上了依依惜別的感情色彩。后四句直抒胸懷，又使情感激起一個高潮。“針藥可屢進”，而連續不斷的愁思是難以忍受的，然后表示自己對愛情的堅貞不渝。從而使全詩的惜別之情得到與前面一致的表現，形成一個和諧的統一體。

　　第三首一開頭就造足了起程的氣氛。室外，車夫已經趕到，車鈴聲響起。并用疊字“肅肅”“鏘鏘”來形容趕車的速度，揚和鈴的聲音，有匆匆欲行之感。室內卻是另一番情景：詩人束帶整裝，準備起程，再回過頭看空房，只能在想像中依稀見到妻子的容貌和形體，在這奉役遠行之時，不能與妻子面別，詩人起坐不寧，室內室外，情形不同，但都統一于“起程”，使起程的氣氛造得濃濃的。詩人還用贈禮表達對妻子的深情厚意。寶釵、明鏡、芳香、素琴都是秦嘉臨行前留贈妻子的。秦嘉在《重報妻書》有云：“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龍虎組履一繃，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穢，麝香可以辟惡氣，素琴可以娛耳。”可見這四樣東西之珍貴。由于珍貴，自然表達了作者的一片心意。然而作者仍然感嘆《詩經·木瓜》中應當拿更好的東西報答對方，自謙地認為：妻子過去贈給自己的東西很珍貴，很多，自己贈給妻子的東西仍然顯得很少，很不值錢，因此不能報答妻子對自己的深恩，但可貴的是可以用它來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惟其珍貴卻自謙，才更顯出詩人的愛是無私的，是極其深厚的。這種一層深似一層的表現方式，又比《詩經·木瓜》篇更勝一籌，得到了更為理想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