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四句申述壯志難酬的歷落遭遇。“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化用《魏書》卷七十《傅永傳》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氣干，拳勇過人，能手執(zhí)鞍橋，倒立馳聘。年二十余，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于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fā)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高祖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詩人言從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與謀求自身的前途有關。這一點高適說得最為明白：“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塞上》）陸游以文武雙全的傅脩期自況，與上述情況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屢次以大兵壓境，南宋處于危難之際。陸游為了御侮救國，才不甘心僅僅當一名文士。“擊狂胡”是一個戰(zhàn)士的本分，“草軍書”是一個從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詩人沒有把文與武對立起來，也不用“投筆從戎”一類的成語，說明他想得很實際。但詩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遭際卻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猶癯儒。”人生最寶貴的光陰是在20歲至50歲之間。詩人希望在這30年間為恢復祖國河山發(fā)揮自己的才干，并積極為實現(xiàn)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結果實在令人失望；雖行年五十，卻依然是一介瘦儒。詩人內心滿是憤懣之氣。他想盡情地噴發(fā)出來，但官場的險惡處境又不允許他這樣做，因此只好用一個“猶”字略事點染。這在藝術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對于五七言古詩來說，“氣”是十分重要的。氣盛而斂，風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則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動人的藝術效果。

　　中間二十句就觀大散關圖之所見生發(fā)感想。這種感想，又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層次主要借觀圖一事表述自己的戰(zhàn)略意圖。大散關一帶，山川有險阻之勢可憑，人民有忠勇之氣可用，加上關中為秦漢故都，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可資借鑒。如若先據(jù)有關中，再東向而出，便勢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貴族軍事集團一舉趕出中原。這一層次，作者把議論與抒情結合起來，并從地理、人事、歷史三個方面著筆，既有說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陳倉間”，不是單指大散關與陳倉縣之間的一小段地區(qū)，而是泛指關中廣大地區(qū)。“勁氣鐘義士”是說關中人民氣勁志剛，是絕不肯長期屈從于金人的統(tǒng)治，必然會奮起反抗的。這在忠義之士身上體現(xiàn)得最為集中。人民渴望收復失地，復興宋室，這對南宋朝廷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可與共壯圖”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負關中人民的愛國心愿。“坡陁咸陽城，秦漢之故都”兩句，進一步從歷史的角度申述先取關中地區(qū)對于建立帝王之業(yè)的重要意義。遺憾的是南宋最高統(tǒng)治者已經沒有秦、漢兩朝開國皇帝的氣魄。他們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無意于恢復中原，所以詩人不得不沉痛地發(fā)出了悲涼的哀吟：“王氣浮夕靄，宮室生春蕪。”

　　第二層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畫的戰(zhàn)略意圖實現(xiàn)后的勝利景象。“安得從王師，泛掃迎皇輿？”這兩句是說，詩人十分希望隨從王師攻入關中，進而收復中原，迎接鑾輿回到汴京。從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現(xiàn)象不復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暢：“黃河與函谷，四海通舟車。”淪陷區(qū)光復后，各地的貨物源源不絕地運到了汴京：“士馬發(fā)燕趙，布帛來青徐。”遭受嚴重破壞的汴京開始重建了：“先當營七廟，次第畫九衢。”被擊敗的金朝軍隊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師便可把金朝最高統(tǒng)治者俘虜過來：“偏師縛可汗，傾都觀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復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壽大安宮，復如正觀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獵有獲，每親獻禽于大安宮（參閱《舊唐書·太宗紀》）。詩人用此故實，表明他不僅想恢復中原、統(tǒng)一祖國，而且還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這兩個層次在全詩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詩人的愛國主義精神借觀圖所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是一；詩人的軍事才能和戰(zhàn)略眼光借觀圖所思同樣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是二；詩中崇高的愛國激情和強烈的報國宏愿與詩人窮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構成了強烈的對比，使讀者油然而生對軟弱無能的南宋最高統(tǒng)治集團的憤恨，這是三。從感情結構上說，由于這兩個層次著筆的角度各不相同，表達的感情也就有所區(qū)別。第一層次著眼于現(xiàn)實，感情比較冷靜，略帶悲慨；第二層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較奔放，顯得樂觀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歡樂來填補現(xiàn)實中的不足，以樂語寫哀，可以在藝術上收到最佳的美學效果。本詩讀來倍覺悲壯動人，實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傾訴了詩人無可奈何的悲楚情懷。“丈夫畢此愿，死與螻蟻殊！”話雖是從正面說的，但反面的意思卻十分明白：那些醉生夢死、不圖恢復的昏庸之輩雖然還活著，但與螻蟻沒什么兩樣。用沖和的語氣來表達憤激的感情，這比之橫眉怒斥更為深沉有力。但南宋統(tǒng)治集團既定的國策是不會改變的，因此詩人終于不能有所作為。“志大浩無期，醉膽空滿軀”兩句，可以說是詩人在百般尋求解脫而又實在無法解脫的情況下的自嘲與自慰。恢復國土，人人有責，這樣的“志”，本無可嘲而自嘲，愈顯出詩人受壓抑之深和無可奈何之嘆。臨了，只能借酒澆愁。無奈詩人燃燒的愛國熱情不是幾杯濁酒所能澆下去的，酒入愁腸，醉膽開張。詩人的滿腔怨憤已不能自己，但詩中仍不敢顯言，只用一個“空”字微微逗出。全詩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濤仍在激蕩。陸游此詩寫于嘉州。他在《讀岑嘉州詩集》中贊揚岑詩道：“筆力追李杜”明代詩人邊貢云：“稱其近于李杜，斯可謂知言矣。”（《岑嘉州詩集》明正德十五年濟南刻本《刻岑詩成題其后》）陸游此詩不僅愛國激情浩乎沛然與岑詩一脈相承，而且在“筆力追李杜”這一點上，亦與岑詩相仿佛。詩人由觀大散關圖而想到如何對中原用兵，又從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歸到冰冷的現(xiàn)實；詩人最不愿意紙上談兵，而最后又不免紙上談兵。主觀與客觀的對立與沖突，給全詩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氣。這與杜詩沉郁的風格十分相近。全篇興會飆舉、骨力豪健、詞氣發(fā)揚踔厲、流吐似不費力，這又酷肖李白的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