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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圬者王承福傳》鑒賞

原文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勛,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以償之;有馀,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遍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無傀者取焉。

  “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寶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圣者石可為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賞析

  文章通過一個有官司勛卻棄官司業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張,和對“獨善其身”這種處世態度的評斷。本文反映了韓愈的社會主張和人生哲學。他維護封建制度主張“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認識出發,肯定真正無愧的是憑雙手勞動自食其力的人,以對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剝削者,鞭撻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是難能可貴的。

  文表面上是傳記體,實際上是借傳記展開議論的雜文。王承福這個體力勞動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據士大夫“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論加以評斷;中間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說話。論說有理有據,波瀾起伏。最后以自鑒作結,實際上是規勸世人,意極含蓄。

  在士大夫韓愈眼里,抹墻是種低賤而勞苦的手藝。卻有人自得其樂,且談吐不凡。問之,姓王名承福,世代為農。安史之亂從軍一十三年,有官勛,卻棄而歸農。土地已失,抹墻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墻所得交付房租食費。根據每年食宿貴賤調整工價。若有剩余,盡予路旁殘廢、饑餓之人。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又曰,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韓愈視其賢者,所謂“獨善其身”也,又說他過多考慮自己,不肯為他人著想,責他認為家庭太過費心而不肯供養妻子兒女。愚不以為然。此人“有余,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豈謂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與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養而“不有”,恰是為人著想。嫁入他門得飽,隨我則餓。生于他家則富足,生為我子則窮苦。如此,不若“不有”。韓愈遇之而警,愚讀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過之。當習而能,學圬者“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學圬者“勞無愧,吾心安焉”,學圬者“有余,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吾能幾何?吾當何任?吾家能養否?吾當鑒之,記之,不可忘也。

韓愈簡介

唐代·韓愈的簡介

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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