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設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時又在記事寫景中恰到好處地穿插說理，傾訴心情，語詞往往詼諧風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被公認為宋代第一作手。這首《泗州僧伽塔》詩，很能代表蘇軾七古的風格。

　　“身世悠悠”等語，反映他當日心情；但其中較多地講的是禱風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說理，靈巧地揭露了神靈之虛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這首詩先寫昔日（治平三年（1066）護父喪歸蜀）南行過泗禱風于神，有求輒應的事。“逆風三門沙吹面”，極寫風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腳轉”，極寫風轉之速；“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朝飯議”，極寫風轉后舟行之快。詩說自己的船在這里受阻，聽從舟子的勸說，去向僧伽塔祈禱，果然“香火未收旗腳轉”，變了順風，得以順利前進。梅堯臣《龍女祠祈風》：“舟人請余往，山廟旗腳轉”，“長蘆江門發平明，白鷺洲前已朝飯”，寫在蘇軾詩前，蘇詩構思當受梅詩影響。蘇詩寫得生動流暢，勝于梅詩。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禱風得遂而贊頌神靈之力；相反，他卻由此發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議論。“至人無心何厚薄”，看來好象抬高神沸，實則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道家以“至人無己”為修養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講“無人我相”，也是以“無心”為妙諦的。既本“無心”，即當無所厚薄；而“有求必應”，就不是“無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點破，反而說“我自懷私欣所便。”這意思是說，當時得風而欣喜，不過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來并無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來說：南來北往，此順波逆，“若使人人禱輒遂”，風向就要一“日千變”了。這是一個極尋常的眼前事實，但從來無人從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靈符《會稽記》所言樵風涇故事，是譏“人心不足”的，與蘇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來為下句作警。后來張耒在《田家詞》中把它加以鋪寫，但歸結為“天公供爾良獨難”，亦顯與蘇軾原意相悖，點金成鐵。用比較法講古詩，不應看其形式之似，還應就作者用心細加區析。

　　宗教，總是宣揚神力，鼓吹以禱祀求福佑的，所以蘇軾這一點破是很有意義的。蘇軾早年便認為“天人不相干”（《夜行觀星》）其對佛、道，只是取其“至人無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來一些求雨禱雪之詩，大抵皆視神靈如朋友，以“游戲于斯文”（黃庭堅語）。以前后之作例之，蘇軾不信神佛是有思想墓礎的。既有這樣思想基礎，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帶著感情說話，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個很深奧的哲理命題，他寫得如此生動有趣，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與“我昔”相對照；但如徑直地寫今日求風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風，而說心倩。“身世兩悠悠”，就是陶淵明在《歸去來辭》中講的“世與我而相遺”之意，亦即是說：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從俗。這是由于與王安石“議論不協”而引起的。就事論事，蘇軾當時對新法認識不足，他后來也承認這一點。詩中好在一帶而過，措詞也還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來去無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惡”。自己對去留無所謂，神也就懶得應其所求。明明是求風不驗，卻說“神亦倦”，給神開脫，語極微婉。明明由“議論不協”，心情苦悶，卻“極力作擺脫語”（紀昀評語），不失豪放本色。這詩中有些話是很不容易措詞的，他能說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純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話”（紀昀評語），其駕馭語言的能力是很強的。“層層波瀾，一齊卷盡，只就塔作結”，洵屬“簡使之至”（紀昀評語）。但“簡便”也不是簡單。他用“退之舊云三百尺”（韓愈《贈澄觀》詩）凌空插入，筆勢奇妙。僧伽是高僧，塔為喻浩設計的著名建筑（見《中山詩話》），其中有很多可寫的話，他只用“澄觀所營再修今已換”一語，將其一帶而過，很快轉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著墨不多，境界開闊，且與上文“留不惡”遙遇相應，結構綿密。“無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懷之豁達、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達豪邁，才敢于否定神權；復由其觀察入微，“刻決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橫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蘇軾《題吳道子畫》），可謂“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