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門行》描繪了一幅凄慘又壯麗的畫面。主人公走出家門，不想回家，可是妻子兒女又難以割舍。一進屋門，家徒四壁，生活無望，又拔劍出門，妻子生怕出事，一邊哭泣一邊勸阻，但主人公仍感到無路可走，終于揮衣而去。

　　詩的前半寫主人公要去“為非”的原因，用了六句。前二句寫他下了決心走出東門，詩中卻說“出東門，不顧歸”。“不顧歸”，是說原本下了決心，不打算來歸，但又不得不歸，因為心中畢竟有所顧念。所顧念的自然是妻子兒女。可以想象：主人公在東門外踟躕、扼腕，過了好一會，終于又腳步沉重地走回家來。然而，家中的景況，對于他來說，不啻當頭棒喝，打消他的任何幻想。所以接下的兩句說，“來入門，悵欲悲”。現在他清醒地意識到：除了那一條路，別無他路可尋。心中悲酸，都系于一個“悵”字，這并非平常的悵然之嘆，而是一種絕望之感。擺在他面前的，是殘酷的現實：“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無衣無食，這比出去干那樁事更可怕。要么凍餒待斃，要么拚作一腔熱血，同命運作最后的決斗。如取后者，尚存萬一生的希望，頂多犧牲個人，卻可能救活可憐的一家老小，若取前者，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條。這是明擺著的事。這一段，通過主人公復雜心理活動的描敘，把主人公推向矛盾的頂點。詩中入情入理地寫出此君之所以走上這樣一條可怕的道路，乃是為貧窮所逼。詩的主題建立在這樣一個現實基礎之上，就不致使人產生倫理上的厭惡之感。這便是此詩的不可動搖的美學價值。

　　這六句在煉意上頗有獨到之處。一個本來安分的人怎樣走上那條危險之路，這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而詩人則緊緊抓住主人公幾度徘徊，歸而復出這一心理和行為的激烈矛盾，就寫出其中的必然性。又如“盎中”以下兩句。盎中無米，架上無衣，都是主人公眼見的事，可是，詩人卻將“視”字屬下句。這樣，在表現效果上就大不同。盎中無米，架上無衣，是悲感之所由發，也就是主人公之所以不得不去冒險的根本原因。這是全詩的關鍵所在。如說“視盎中無斗米儲”，就將本句與上句隔斷，從而使語勢陡然轉折，上句的“悲”字就失卻那種震撼心靈的力量。像詩中這樣將“視”下屬且加“還”字，就更加重了上句的意義：吃沒吃，穿沒穿，還有什么活路呢？因而具有征服讀者的不可辯駁的力量。

　　后半，“拔劍東門去”承上句而來，是主人公由猶豫、反復到下定最后的決心。主人公要出去做事，不一定非要作出一副劍拔弩張的架勢。但詩中這樣處理，卻異常真實地表現出主人公決絕而無反顧。以下妻子牽衣哭勸一段文字，是對主人公這不顧一切的行動的戲劇性烘托。妻子說，別人富貴我不羨慕，我甘愿和你喝稀飯。這是自欺欺人的話。家中灶下連一粒米都沒有了。大約她也覺出自己的話沒有說服力，就又說：你看在老天爺的分上吧。這話當然也不會生出什么效果。主人公早就不信老天爺了。她又讓他為兒女著想，而他正是為了兒女才這樣做的啊。妻子想到的是另一層：一旦事敗，觸犯“王法”，不但救不了一家老小，而且還會將他們投入更深的深淵。這句話對前面主人公的極度矛盾的心理作了注腳；同時前后照應，加深了此詩悲劇的內涵。主人公的行為不免飲鴆止渴，又勢在不得不飲。最后妻子無可奈何地說，“今時清，不可為非。”（余冠英認為“今非”中似有脫文，應作“今時清，不可為非”）主人公這樣回答他的妻子：“咄！行！我去為遲！”兩個單字句，一個四字句，短促有力，聲情畢肖地表現了主人公的決難回轉，他是就要去拚命了。“咄”在這里是急叱之聲，吆喝他的妻子走開，不要攔阻他。他說現在去已經為時太晚，并非指這次行動，而是說先前對自己的可悲處境尚不覺悟，對這世道尚缺少清醒的認識。“白發”一句，可能是漢代的俗語，意思大概如今天說的“誰知還能活幾天”。表明主人公把這罪惡的人生看穿了，而不是說人的年齡。

　　這篇詩歌雖然采取了雜言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簡練，句子長短相濟，讀來有頓挫流離之感。

　　樂府中有兩篇《東門行》歌辭，這里用的是本辭。另一篇為晉樂所奏，共四節，較本辭有所增衍。其中最顯眼的是“今時清廉，難犯教言”之類的句子。這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對黑暗的社會現實加以粉飾。盡管作了這樣的改動，基本思想內容還是不能改變，最后只好予以排斥。這篇民歌的遭遇，見諸《古今樂錄》所引王僧虔《技錄》的記載：“《東門行》歌古‘東門’一篇，今不歌。”